《家山》的民族基因与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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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谭伟平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乡土文学中的家族小说占据了很大的板块。且多是宏大叙事之作。现当代作家在中国乡土叙事，以及描绘家族昨天与今天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的多种创作努力，均取得了很大成就。而王跃文的新作《家山》，虽然奉献给读者的也是写家族与乡土，也是这种努力，但他以中国南方沙湾村陈家五代人为切口，风轻云淡般将中国乡村近百年的历史风云徐徐展现出来，草蛇灰线般描绘了华夏民族现代百年历史进程，是乡土中国文学或家族小说的新收获，可以谓之中国乡村百年变革的历史教科书和民族史诗作品也不为过。《家山》以作者自己的家乡为观察点，在文学的原乡、原地、原点创作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与创新，尤其是通过这种原乡、原地、原点的创作呈现，将中国乡村的民族基因与精神底色，艺术地勾勒出来了。这部小说与我们习惯了以讲故事著称的王跃文其它小说相比，有着迥然不同的叙述特色和艺术风格，用风轻云淡的口吻，在看似波澜不惊的叙述中，却将中国民族基因与精神底色和盘托出。而且，在《家山》中所呈现的乡村中国的民族基因与精神底色，既有守正更有创新，我觉得这一特色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展示了扶危济困的大义美德

常言道：危难之中显真情，近现代中国所出现的苦难与危机，在《家山》中均有反映。作品在描写这种苦难与危机的同时，更是表现了人们抱团取暖、扶危济困、生死相依的大义美德，如作品中描写沙湾村众人对抗战出粮出物的踊跃；对洪灾过后相互救济的描写，都感人至深。这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基石，是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延绵不绝的重要原因。扶危显大义，济困是美德。

从《家山》里，作者还巧妙地在扶危济困的描写中，将对弱者的同情转化为对革命的向往。比如齐峰初建革命武装遭到围剿时，沙湾村民将村中的“红属”护送到山里保护起来；齐峰假死时家人及村民对他的态度;佑德公从带头积极完赋税支援抗战，到后来带头抗粮抗税等等，这些故事描写，真实自然地表现了当时的民心向背与历史潮流的发展。

书中对湘西纵队的描写，也是有历史依据的。从家族武装向地方武装，进而成为正规武装演变的历史事件，也是创作的一个创新。首先是如何认知这段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历史，其次才是如何用小说表现好这段历史，让它是从生活中涌出的而不是概念性的，这在创作中有不小的难题。王跃文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他能在时空的转换中，以全新的艺术视角，对家乡历史生活与传统习俗进行详尽考察，并进行新的思考与书写。王跃文深刻认识到乡村是最大意义上的中国，乡村中蕴含的传统文化，以及其体现出来的丰厚精神蕴含，值得当代人重视、挖掘、思考和书写。正如王跃文自己所说的：“《家山》的创作唤醒了我全部的乡村记忆。”作者运用小说的方式，将自己全部的乡村记忆，转化成民族的历史记忆与审美记忆，这是小说的创新，也是对历史认知的深化。

二、彰显了识好歹明善恶的伦理底色

《家山》是用人物的行动与语言，来表现这一伦理底色，如作品中写道：沙湾流行不少典故，“坐得黄包车，颠得屁股肿”是说人不要贪图和自身不匹配的事物， “拖檐底下定规款，见不得人”是讽刺只顾个人利益的、不一碗水端平的人，作者用这种沙湾人独有民间俚语来形容、议论和评价人，既充满了诙谐风趣，又形象生动地体现出民间“识好歹、知善恶”的伦理评判标准。读来在会心一笑中非常容易接受和认同这一民族共识。

王跃文在多个场所多次访谈中反复表达过自己的文学观念：“文学里，爱应该是底色，是前提”“要有慈悲，要有热心肠，要有对人世间的大爱和大悲悯”“文学的大境界还是必须要担当，有道义，有善，有温暖”作品就是这样一部充满爱意的大义之书。既有形式的创新又有内容的创新。所以，在《家山》中，没有以往我们创作中所常见的好人与坏人对照分明的两极描写。

有两个人物很能佐证，也很有说服力：一是刘桃香打官司（乡约老爷），四六八句念得通畅押韵，官司打得理直气壮，也令读者读来酣畅淋漓；一是对五疤子这个人物转变表现的描写，既是作者的道德取舍与伦理底色，也是民族的共同价值观。

书中既有出身教师的向（远丰）乡长、朱（显奇）县长这样有道德沦丧的冷色人物出现，也有逸公、佑德公、有喜等这类近乎道德完人的暖色人物塑造。他们的造型都染上了浓厚的道德取舍，这种道德取舍既有强大的传统文化基因，也具有浓厚的民间伦理底色，它也是传统乡村治理的调色板，在民间具有很强的约制力，是维系乡村秩序不可或缺的隐型手段。

三、呈现出亲情友情为最大财富的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仁义礼智信，在这背后支撑的最根本的基石，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情友情。以各种血缘姻缘关系扭结在一起，组成了中国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在《家山》里，徐徐展现的，就是这一亘古未变、亘古难变的社会结构图。

作品开篇写四跛子陈修权杀外甥引发的官司，以及后来让桃香生的儿子过继给姐姐家，以及佑德公对家庭与家族竭尽全力的维护；逸公对弟弟一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式的宽容，都是这一意识的折射。

小说曾借佑德公口说：“我年纪越大，越想亲人间要走走。俗话说，一代亲，老一代表，三四五代认不了，七八九代放狗咬。我很不喜欢这句俗话，听着伤心。”（《家山》第42页）其实也是这一意识的心理流露。

作品对陈有喜这一人物的刻画，是小说所表露出来的视亲情友情为最大财富的集中体现。这个形象的塑造，是以往作品中没有的，填补了现当代文学形象塑造的空白。

陈有喜出身低微，八岁就来到佑德公家，跟着佑德公做事认字算账，名义上为佑德公家的长工，实际上成了佑德公家的管家。他头脑灵活、虑事周到，一人可当几人用，佑德公并不将他当作下人看待，而是视为家人，小到开抱棚，大到主持婚丧嫁娶，大小一应事宜，均放心交给他去料理，这还不够，干脆将有喜认做自己的孙子，并通过联姻成为姻亲家人。有喜虽然离开了佑德公家，但他仍然心挂主家。他对主人家及沙湾村的全力帮助与维护，赢得了全沙湾村的一致认同。所以才有后来扬卿推举他担任红花溪水库修建的总指挥，他也不负众望，圆满完成了这一工程。可以说，有喜这个人物是《家山》人物谱系中最具传统亮色的形象，他的出现，彰显了传统文化影响力的强大！后继有人是刻入中华文化骨髓的元文化，那么，视亲情友情为最大财富也就理所当然了。

四、赓续并赋予耕读传家民族传统基因新的蕴含。

作品中用相当篇幅描述了两个大办：大办水利（红花溪水库）、大办教育（沙湾国民小学），其实也是这部小说的两条叙述结构主线，既体现了耕耘为本的传统基因具有非常强的生命力，又体现了教育兴村的经济之道和文化文明之导向。小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是简单重复耕读传家的动人故事，而是站在历史文化发展的高度上，写出历史背景下耕读传家的新旧之争与新旧之变。旧的田赋制度不合时宜，虽然几经变革，仍然捉襟见肘，不堪重负，只有彻底的革命，才有新的生机。旧式私塾教育，也不能起到启蒙的作用，只有新式的教育体系，才能培育创造充满活力的新人。在传统的形式上进行新的挖掘，在耕读传家的历史长河里，写出旧路（旧制度旧秩序）的千疮百孔、蹒跚踉跄，描绘新路（新人新事）的曲折与顽强。正如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一样，教育是国民的命脉。大兴水利与普及教育，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小说以这两大主脉为结构线索，去组织故事情节，臧否人物对错功过，评判历史是非曲直，认识传统文化长短优劣，为未来留下了宝贵的艺术图鉴。所以，可以说，《家山》是在传统基石之上，在传统的农耕文化之中，去寻求中华民族的精神营养，并通过艺术形象与历史故事，形象生动地阐述了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历史发展逻辑。

《家山》以小说的形式，从一村一隅可以窥视社会风云，从一族一家可以觉察世风变异，从一赋一租可以感知乡村治理，从一山一水可以看到时代更迭。它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度扫描，其蕴含的社会内容与文化基因，体现出的史诗品格的恢宏气度，期待人们去深挖。它是一部可以并值得深读、长读、常读的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