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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警报：澳大利亚‘必须准备好’去面对与中国交战的威胁”——上周，澳大利亚的两家主流大报《悉尼先驱晨报》和《时代报》突然在头版头条同时刊登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不仅宣称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军事威胁，还要求澳大利亚必须赶紧做好在未来3年内与中国交战的准备。事实上，自从去年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以来，原本紧张的澳对华关系其实是在朝着改善和稳定的方向发展的。因此，两家报纸的这篇文章很快就引起了很多澳学者的批判。而在英国《卫报》一篇关于此事的最新报道中，一些专家更是直言不讳地向这两家报纸发问，质问它们究竟是何居心。在这篇报道的开头，《卫报》先是介绍了《悉尼先驱晨报》和《时代报》刊登的那篇“红色警报”文章的“意义”。尽管对于近些年早已习惯澳媒体这种炒作套路的中国人来说，这不过又是一篇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垃圾稿子；但《卫报》指出，这篇“红色警报”文章在澳大利亚产生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一方面是因为《悉尼先驱晨报》和《时代报》在澳大利亚都是阅读量很高的报纸，另一方面是因为，文章刊登的时机恰好是在澳政府正在对其国防政策进行全面评估和调整之际。至于为何要刊登这样一篇文章，《悉尼先驱晨报》和《时代报》给出解释说，他们是想让有关澳大利亚国防事务的探讨变得更多元化、独立于官方。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以往当中国媒体人质问澳大利亚个别媒体为何总热衷于炒作“中国威胁论”时，后者也往往喜欢用类似说法来辩解，说什么他们只是想引起对于外交话题的探讨。可是，多位澳学者专家对《卫报》表示，《悉尼先驱晨报》和《时代报》那篇文章并不是两家报纸所吹嘘的那般“正面”，而是充斥着夸张、煽动和不负责任的内容，甚至可能包藏祸心。比如，来自悉尼大学的历史学教授詹姆斯·库兰（James Curran）就认为，两家报纸同时刊登那篇文章，可能预示着澳大利亚军事体系建制派的一些人“针对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的政策发起的一场猛烈的舆论攻击”。库兰给出的理由是，两家报纸在“红色警戒”一文中抛出的诸如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威胁”，以及澳大利亚应尽快准备好与中国交战的内容，都与他最近一段时间从美国外交圈子里听到的观点类似，而且那些美国人对于黄英贤的外交策略，乃至工党政府上台后澳大利亚的鹰派人士没有再像此前那样对中国咄咄逼人，是感到“十分气恼和紧张”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局（ASIO）国家评估办公室的前负责人阿兰·金格尔（Allan Gyngell）也认为这两家报纸的做法很扯。他指出，国防和战争涉及非常复杂的议题，可两家报纸却自行找来既没有外交专业背景，也没有中国问题研究背景的5个人，将他们的观点进行了一番编辑和提炼，然后便在报纸上搞出了这么一个看似很唬人，实则很荒谬的东西。金格尔甚至认为，两家报纸的此番做法根本就不是新闻报道，不是在探寻有关复杂问题的真相，而是打着新闻报道的旗号在进行政治宣传，而且是在系统性地宣扬一种“教条”——即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且最迫切的威胁，而澳大利亚唯一的出路是和美国紧密合作，用军事方式做出回应。而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所长詹姆斯·劳伦森（James Laurenceson）直接指出，《悉尼先驱晨报》和《时代报》这两家报纸有可能是在为某些外国势力影响澳大利亚的内政，也有可能是为了迎合澳大利亚国内的种族主义而进行的炒作，还可能是这些因素都有。此外，还有一些澳大利亚外交领域的知名学者专家对《卫报》表示，他们不仅排斥《悉尼先驱晨报》和《时代报》的煽动式炒作，而且即便接到两家报纸的邀请去参与谈论这些话题，他们也会直接拒绝，省得损害自己的名声。这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如果要说起损害名声，《悉尼先驱晨报》和《时代报》这两年可没少干败坏自己名声的事情。在2019年，这两家报纸就曾经和澳大利亚最反华的“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一起导演了一场“中国间谍”闹剧，把一个逃避中国法律制裁的诈骗犯王立强，包装成是为了“民主自由”而投奔澳大利亚的“人才”。此事后来也成为了这两家报纸的一个黑历史。最后，《卫报》的报道指出，其实眼下的外交局势带给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的挑战还是挺大的，因为她还要面对澳英美三国的“奥库斯”（AUKUS）核潜艇合作项目，以及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给澳中关系带来的冲击，她必须想办法将澳大利亚的参与解释成是在维持一种战略平衡和维护地区和平，而不是在帮着西方去对付中国。但《卫报》吐槽说，《悉尼先驱晨报》和《时代报》的那篇“红色警报”文章，势必会令她的工作更加难做。